德國前總理警告歐盟:中國太重要了,美國正衰退,新冷戰注定要敗

 

以“中國問題專家”為標簽的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近期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前歐洲應該謹慎的理解所謂的“跨大西洋同盟關係”,美歐之間的戰略關係已經不如以往,衰退中的美國無法為歐洲提供戰略必需品,走在“戰略自主”十字路口的歐洲應該正確認識到中國的重要價值,並且避免卷入“新冷戰”。施羅德建議朔爾茨政府充分發揮德國身處“歐洲心髒”的地緣作用,不該投入過多精力應對所謂的“中國崛起問題”。施羅德強調:“這個政策方向沒有意義,基於價值觀或者冷戰思維的外交政策注定要失敗”。

何謂“新冷戰”

在冷戰結束後的30年裏,美國戰略界一度確信,其勝利帶來的“單極優勢”足以讓世界長期處於“美國治下的和平”。然而,從9·11事件後漫無盡頭的反恐行動和局部戰爭,到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再到政治、社會層麵頻現的製度弊病,美國的優勢被不斷消磨,其國內反建製民粹主義的種子逐漸生根發芽, “曆史並未終結”。當奧巴馬的溫和“變革”無法回應美國民眾的急切訴求時,憤慈的特朗普扶搖直上,嚐試借助“美國優先”為美霸權續命,將美國塑造為全球化進程的“受害者”,使得美國國內保守思潮甚囂塵上。為了避免正麵討論美國國內根深蒂固的諸多主要矛盾問題,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試圖借助中國相關的話題來轉移國內的注意力,甚至將中國塑造為類似於冷戰中的蘇聯那樣的戰略對手,並且開始套用冷戰時期美國對付蘇聯的種種做法來應對中美競爭,就此,中美爆發“新冷戰”的論調開始抬頭。盡管中美關係的急轉直下令“冷戰敘事”回歸,但“新冷戰”的說法並不被所有美國人接受。包括前國家情報局局長科茨、資深外交官傅立民、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內的諸多前政要和學者公開反對這種機械化的類比,提醒人們注意中美關係的特殊性。然而,“新冷戰論”的市場持續擴張,“中國威脅”被無限放大。政治人物與國會議員紛紛效仿凱南、杜勒斯甚至麥卡錫等“前輩”,全力助推意識形態恐慌,學界亦發表《更長的電報》等研究成果鼓風助陣,為美國政府各種單邊主義行徑背書。從主張全麵脫鉤到渲染意識形態危機,民主共和兩黨的鷹派一步步將美對華政策引向遏製歧途,“全政府”“全社會”這樣的術語被上升為對華政策的組織方略,最終使得美國在對華政策上進入了類似於冷戰時期應對蘇聯的狀態。

歐盟的選擇:平衡外交

在冷戰時期,西歐各國能夠一致性反蘇的關鍵原因有二:極度臨近的全球大規模戰爭以及東西方集團間相對割裂的經貿關係。在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進程陡然加速,美國的“戰略對手”們的角色開始豐富起來,以中俄為例,盡管美國將中俄視為地緣政治戰略的主要對手,但事實上中俄也是美國廣大盟友甚至美國自己的主要貿易夥伴。雙方錯綜複雜的關係決定了在當今的時代大國之間的競爭必須控製在非衝突性競爭的基調下。在這個大前提下,經曆了特朗普時代的歐洲決定走上一條基於戰略自主和平衡外交的發展路徑,這使得美國無法像冷戰時期那樣將自己的盟友一一“拉上賊船”,投入國家集團間競爭。無論是中德合作還是中歐合作,當前中國已經成為歐洲主要國家迅速走出疫情陰霾的關鍵支持性力量,同時中國也是幫助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關鍵,這正是施羅德建議歐盟審視歐美關係的深層邏輯。

拜登也明白:“新冷戰”注定要敗

“聯盟製華”是拜登政府有別於前任的核心策略,具有豐富的冷戰意蘊。然而,拜登“全球遊說”的結果顯示,“冷戰式聯盟”不僅難以構建,有效性也值得懷疑。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約翰遜均表達了避免建立對抗性陣營的意願,日本領導人也不讚成在亞洲建立類似“北約”的機構,各東南亞國家更是爭先恐後地表示拒絕在中美之間做選擇。如果美擁有相同意識形態的傳統盟友、環伺中國周邊的“潛在夥伴”均不認為中國對它們構成“生存威脅”,美以意識形態為由對華施壓就無從談起。中美兩國具有美蘇間不具備的高度相互依存性,無法被簡單劃分或者人為完全分割、相互對立的兩個集團。過去兩年即便兩國關係極其糟糕,雙邊貿易額和投資額仍不降反升,企業在“用腳投票”反對冷戰式的對立。美國商會中國中心的報告顯示,如果所有中美貿易都要承受特朗普增加的對華關稅,美經濟產出到2025年將每年損失1900億美元。進一步,根據中國海關的數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在2021年達到了曆史性的3500億美元,所有的數據和事實都在告訴拜登,套用冷戰思維的“聯盟製華”策略根本不可能運轉得起來。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拜登在多種場合明確表態中美不能陷入“新冷戰”,不打“新冷戰”的表態同樣蘊含著拜登政府未來對華戰略的樣貌。2020年大選前,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傑弗裏·貝德就曾將中美兩國比喻為“獨木舟上的大象”,指出“如不加小心,會傾覆船隻、淹沒他人”。對拜登及其團隊來說,認識到當今世界的複雜性和中美關係的獨特性,在一組相互依存的雙邊關係中尋找美國的正確戰略,是艱巨卻必須完成的任務。多次強調不打“新冷戰”能夠證明,華盛頓開始意識到問題的症結所在:相比冷戰時的美蘇關係,當前的美中關係要複雜得多,須以更審慎方式處理。